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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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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这是一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植物的传奇历史。从古时候的“冷门”饮品到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商品,茶叶是如何被人类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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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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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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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黄金:茶叶帝国》,这是一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植物的传奇历史。从古时候的“冷门”饮品到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商品,茶叶是如何被人类发现的?它为何以及如何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又是怎样登堂入室、走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茶的种植和加工对这个行业里的那些劳工以及他们的邻居产生了什么影响?茶的苦味是否说明它含有某种人们还不知道的物质,某种对人体有益的具有收敛性的“药物成分”?茶叶对喝茶国家的文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茶叶的传播和几个同时崛起的强大文明国家之间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那些可能的保健效果的真实性又如何?本书从一片鲜为人知的叶子开始,为大家讲述了饮茶是怎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让人着迷的一种嗜好的,从理论上探索了茶对于塑造当今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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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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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麦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 (作者), 艾丽斯·麦克法兰 (Iris Macfarlane) (作者), 扈喜林 (译者)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1月1日)
外文书名: 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丛书名: 甲骨文丛书
精装: 372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509795354
条形码: 9787509795354
商品尺寸: 20.8 x 14.6 x 2.8 cm
商品重量: 621 g
品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SIN: B01MTL44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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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关于茶叶以及茶叶贸易、茶叶传播和茶叶如何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趣的书,而作者的特殊身份更使得本书具有一般研究着作所没有的引人关注之处:一位茶农兼茶商的遗孀和她的儿子。这样的身份使得本书既有研究着作的特性,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些回忆录的性质,因为有些内容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总的看,尽管作者对于茶叶与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与工业革命、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等的关系的论述似有夸大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也无可厚非,而其对于茶叶之起源,茶叶在中国、日本、印度、英国等的种植、传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茶文化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象与内涵等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茶叶的前世今生,了解和认识茶叶与我们人类的密切关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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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推荐


依托唤起读者过去回忆的,穿插于始终的老照片,本书生动地描述了茶叶在过去和当今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人手不释卷。
——《好书指南》
充满了有趣的事实和数字,是一部很棒的作品……所以,烧上一壶水,泡上一杯茶,坐下来好好享受阅读吧。
——《苏格兰人报》
这本书的精彩只能用我手中这杯茶来描述。
——《金融时报》
最富于阅读乐趣的一本书。
——《ZUI佳英国人》
一本丰富的茶叶历史专书。
——《今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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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英) 艾丽斯·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 译者:扈喜林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着作等身,研究视角遍及全球,其作品曾被翻译成日、法、德、西等文。麦克法兰曾在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和阿萨姆)有过三十年的田野调查经验。
艾丽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的母亲,一位阿萨姆地区茶叶经营者的妻子,在阿萨姆地区的茶园居住长达二十年,与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扈喜林,自由译者,内蒙古人,毕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要从事品牌管理、创新研究、心理学、小说等领域的翻译工作,翻译出版了近30本作品。
周重林,茶文化学者,着有《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茶叶江山:我们的味道、家国与生活》《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等多部茶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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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一位欧洲女士的回忆
第一部分 上瘾
2 喝茶也能上瘾?
3 玉液琼浆
4 茶传到西方
第二部分 奴役
5 着迷
6 取代中国
7 绿色黄金
8 茶叶热:1839~1880年的阿萨姆邦
9 茶叶帝国
10 工业化生产
11 茶园劳工
第三部分 诠释
12 今日茶园
13 茶、身体和思维
14 魔水

序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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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就一直生活在一大堆有关殖民地的奇怪谎言里:“在印度那个地方”,人们皮肤黝黑,人种差得要命;幸好,有我们在那里管着他们。在我读书的所有寄宿学校里,看着世界地图上大片的粉色区域,我充满了自豪之情。从小大人们就给我灌输了这样的看法:东方人天生就是受管束的人种。所谓“印度人的智力”(Indian Mind)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的。整个次大陆都是这样。
父母亲、爷爷奶奶、叔伯和兄弟都去过那个地方。在几张红褐色的照片里他们站成数排,倚靠着步枪、马球杆或死老虎,眯起眼睛傲慢地直视着太阳。女人们慵懒地躺卧在轮船甲板的折叠椅上或横坐在毛色闪亮的骏马上,头上的软边帽换成了遮阳帽。在斑驳的热带树荫下,她们神色安详——旁边戴头巾的男子替她们勒着缰绳。
几个身穿小号骑马裤的小男孩骑在驴背上,另外的几个仆人在周围忙碌着。照片里,仆人的数量比我的那些亲戚多,他们恭敬地站立在一边候命。在印度那个地方,家里的男人都要去当兵,进部队后,大都被晋升为廓尔喀军团的军官。据说,廓尔喀军团的士兵对他们的白人长官爱戴有加,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那些当地姑娘们嫁人之前一定要纵情享乐一番。事实上,印度就像是一个垃圾箱,被倾倒其中的都是些蠢笨、肥胖、长满粉刺,根本不适合与之过日子的低劣人群。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印度人很幸运,因为有我们在那里;还被告知,在让他们见识了我们的学者、传教士、商人在才智上的权威之处后,他们才晓得了我们的恩泽。我们的那些男子都在韦斯特沃德霍(Westward Ho)的联合军事学校(United Services College)或类似的公立学校读过书,接受过“善待土着”的训练。1815~1914年,世界上85%的土地被殖民,因此,欧洲人遍布世界各地。贝尔福(Balfour)等一批政客鼓吹“在我们管理下,他们拥有了历史上最好的政府”。这种言论流行各地,并不断被强化。欧洲人是“无私的管理者”,他们“生性聪颖”,是“天生的逻辑学家”;男性白人个个富有。印度人则都是“邋遢鬼”,除了邦主之外,人人穷困潦倒。
1938年,带着满脑子的这种荒唐印象,我离家远行,就像是前往一所贵族女校学习,为的是打磨我的棱角,把多余的英镑花掉。十六岁的我准备去度过一段被母亲描述为成长期派对的印度生活。当时,我的希望和想法是,两年后,我可以体态轻盈、举止自若地返回英国上大学。而我的母亲在我们踏上“纳瓦河谷”(Strathnaver)号轮船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我筹备嫁妆。她说,印度讨不到老婆的中年男子有的是,他们不但对“相貌”不挑剔,甚至还可能看上我爱思考的头脑。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那个社会里,喜欢操心儿女婚事的母亲认为,喜欢想问题是女儿的一个要命的缺点,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家长。
在杂乱无章地向远方延伸的建筑群中,我们居住的兵站(当时父亲从正规部队调派到这个兵站工作)是一个整洁有序的小天地。印度人住的地方往往凌乱不堪,这是他们被称为“邋遢鬼”的一个原因。在我们周围,篱笆是白色的,树干也被刷成白色,还有院门、户门统统被刷成或重刷成白色,也许是象征着我们的肤色。在我们居住的白色平房的四周,生长着万寿菊、牵牛花、鼠尾草(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这些植物)。兵站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建有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的会所。兵站大院里有教堂和医院,但没有商店。厨子每天上午都去一趟集市,母亲在她欧洲女士的专用账簿上记下厨子的所有花费。那些东西都很便宜,但母亲每天还是要将厨子汇报的数字逐笔核对一番。印度人都很“chilarky”——这个词包含了说谎、欺骗和耍诡计(当然是天生的)的意思。
兵站里驻扎着一两个团,文官部、警察局和林业部门的一些职员,几个医生,负责补给安排的皇家陆军后勤团(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还有一些铁路工人。这些工人一般都是有色人种,很少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他们和尚未接到正式任命的军官共用一个下等会所。天气炎热的时候,所有机构,除了低级职员和铁路工人,都要迁到山里。
山里有一个湖。这里的游艇俱乐部(Boat Club)是社交活动的中心。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山顶上,那幢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并被数百英亩的开阔绿地环绕的别墅是总督的下榻之地。掌管东方司令部的将军(General in Charge of Eastern Command)的官邸则略为逊色。将军坐在那里,向所有无法回应其粗鲁嘲弄的人吹胡子瞪眼。他任命儿子当副官(ADC),女儿当管家。两位大佬的邀请是推辞不得的;积极赴约可以巩固受邀者的地位,让自己的座位位置不致发生改变。在英国统治印度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人们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一步。印度医疗协会(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医生的地位要高于皇家印度陆军医疗队(Royal Indian Army Medical Corps),可以坐在总督或总督夫人旁边。我被安排在餐桌最下首的位置,旁边是总督或将军的副官。副官往往是时髦帅气的骑兵军官。他身穿饰有金色穗带的鲜亮制服,脚上是闪亮的靴子和马刺。网球派对、高尔夫球赛,甚至晚上的舞会,都没有受到我十七岁生日后不久的那个九月里爆发的战争的影响,但将我不久后回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说了敦刻尔克撤退和不列颠之战,卷了一些用作绷带的纱布,以备当地急需。一整旅的士兵被送到这里来操练,整个兵营一下子到处是身穿制服的年轻人。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娶了我,母亲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战争结束之后,他成为茶园主。有点可惜的是,“拎包客”(生意人)在我们家族的语言里几乎就是平头百姓,但是在人们的印象里,茶园主都很有钱,一般住在远离喧嚣的偏僻地区。在我临行前,母亲给我装了一大箱子的面包架、盘子、中国汤碗,放心地送我踏上前往那个大英帝国东部前哨的旅途。驻守那个前哨的种植园军官新招募了一个团的士兵,为的是训练阿萨姆邦的山民。后来,这个阿萨姆邦军团,以及我的丈夫,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而我则去了其他地方。直到五年之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才在一个茶园开始了稳定的生活。在我先前的憧憬里,茶树开花就像是果园里果树开花一样,我们第一次稳定下来的家将被芬芳浓郁的景致所环绕。至于怎样将这种散发着芳香、被广泛种植的东西变成壶里的饮品,我一无所知。1946年7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战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父母亲待在一起,他们不愿意相信,也无法相信印度会独立。在他们那个圈子看来,甘地和尼赫鲁最好待在监狱里。游艇俱乐部的人们谈论的是稀稀拉拉地举着“退出印度”牌子的游行队伍是多么滑稽,那些在游行队伍中喊叫和挥舞旗子的人只是一些用几个安那雇来的孩子。即使退休后,我的父母亲还是这种想法。抵达阿萨姆邦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那些错误的看法里,就像当地那些被层层包裹在蚕茧里的蚕。
二十九岁时,在有了两年的种茶经验之后,我的丈夫马克接手了一大片地产的管理工作,先前那对在那里熬到战争结束的夫妻从此可以离开了。经理居住和办公的大平房几乎和我来印度时乘坐的“纳瓦河谷”号轮船一样宽敞,同样也是木头结构,中间隔出来上下两层。我们住在上层,孩子们在楼下绕着柱子蹬三轮车玩耍。一楼的中央有一个上了锁的储藏室,我们找到钥匙打开了它,里面放着美国佬留下来的食物、冰箱、缝纫机和机器备件,一直堆放到顶棚。我们取用了两三罐冰激凌粉,但是冰箱和风扇需要等经理回来,付过钱之后才能使用。
我这时候才知道茶叶长在离这幢平房一段距离的茶树上。不过,我没有见到任何采摘和加工茶叶的人和工具。因为没有轿车,又要照管好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陪他们玩耍,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闪失,我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不停地擦拭流进眼里的汗水。硕大的黑色马蜂将巢筑在天花板上,大如鳄鱼的蜥蜴吐着芯子在走廊上爬来爬去。一天,我从走廊的最高处往下望,看到一头弓着背、长着分叉犄角的公牛低头探向孩子的婴儿车。幸好,像所有温和的婆罗门牛一样,当它看清面前只是一个小生命之后就走开了。周围可能还游荡着蛇,或许还有老虎,但最惹人讨厌的是蚊子。不管走在哪里,我都随身带着灭蚊喷枪。
和各种色彩斑斓的野生鸟、蝴蝶和野兽一样数量繁多的是争奇斗艳的紫色、鲜红色、金黄色、杏黄色和珍珠白色的植物。它们或如瀑布般从高处垂下,或如喷泉般一簇簇向上生长,或四处攀爬蔓延,根本无须园丁照料。园丁在修剪了大片的草地之后,就坐在树荫下用喷壶喝茶。马克告诉我,园丁和其他仆人都住在那几排棚屋里(他们的生活区),但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些来去无踪的皮肤褐色的人而已。他们不如我母亲身边那些身穿浆洗得笔挺的白外套,闪亮的铜扣环扣着腰间彩色饰带的仆人精明能干。他们住在花园尽头叫作“下房”(Servants’ Quarters)的那一排排棚屋里。听说本地人不老实,所以我经常要数一数咖啡桌上银盒子里的香烟,记下瓶子里威士忌的数量。这些园丁一个个邋遢不堪,不知道如果让他们穿上浆洗好的白色上衣会不会有点起色。
我盼望能有一辆轿车。几个月之后,我在美国佬留下的另一个旧货堆里意外发现了一辆陈旧的希尔曼Minx汽车。有了它,我们总算可以去俱乐部了,我兴奋异常。守着几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一个很少能帮得上忙的丈夫,日子单调枯燥,我需要和其他茶园主及其太太们见见面调剂一下。这天下午,我们穿上挺括的棉布衣服,顶着热浪出发了,开始了长达八个礼拜的第一次出行。孩子们吮吸着大拇指,烦躁地打着瞌睡,马克咒骂着路上慢腾腾的牛和坑洼的路面。我第一次看到茶树和背着篓子弯腰采茶的女子。树荫下的她们看上去从容而美丽。我暗想,那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日子过得就像在绿色茶海上游弋的天鹅一般轻松。
到了河边,我们爬上一只敞篷船,这船虽然有些不结实,不过孩子们醒来以后很喜欢在船上摇摇晃晃、不时有水溅在身上的感觉。出门挺括的衣服现在因为潮湿而变得软塌塌,凌乱地贴在身上。我努力用想象中的各种俱乐部活动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我想象了发亮的地板、摆放整齐的鲜花、印花棉布沙发,以及身穿白制服腰系饰带的仆人们端着的茶水托盘和冰镇饮料。我还想到了图书室、棋牌室、孩子游戏室。实际上,我还听说了印度另一个地方的会所,在那里,法官、林业官员、警官、医生、上校亲密地一起,促膝谈论工作和兴趣爱好。他们的太太们会速写,善驾船,还弄园艺、打桥牌。所有上等圈子和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俱乐部是一个文明人的去处,那里有友谊、笑声,让人心情放松。
到对岸后,我们从船里出来,爬上了泥泞的河岸。一辆公司用的轿车等在那里,它带着我们驶过平房,把我们送到一幢略大一点的、两边是网球场的平房前面。推门进去是一个大厅,唯YI的家具是一圈藤椅。从大厅的侧门进去是一个酒吧。我们穿过酒吧,进入网球场,在一排硬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网球比赛。男人们离开那里去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酒吧里打台球。孩子们无事可做,这里既没有秋千也没有沙坑。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孩子。这里没有风趣的“帝国缔造者”,除了种植园主没有其他任何人。那些种植园主看上去像是一群红脸膛、两腿粗壮、汗津津的苏格兰人。这一印象让我记忆犹新。
网球赛结束后,六个女人坐在藤椅上围成一圈,就那样一直坐着。孩子们坐在我腿上打瞌睡,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仆人。她们讲了一些有关一个让人受不了的打水工的事情。我的老天,要是不花好几年来调教他,他都不知道泡茶时要把装有茶叶的茶壶拿到烧开水的壶那里。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谈到关于怎样在阿萨姆邦操持一个大平房里的各种家务,她无所不知。她热心地向大家传授她关于抹布的经验:我每天上午把抹布分发给仆人,到晚上再都收回来。我必须确保每个仆人只能拿到符合他地位的抹布——伺候一日三餐的仆人用最好的抹布,而负责清扫的仆人则用破旧抹布。我当然要把粮房里的吃的锁起来。我给他们分发面粉和糖的时候用勺子,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们舀。冰箱一定要上锁,给牛奶里兑水是众所周知的好办法。我缝不缝衣服?不缝?哦,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费事地把一卷卷的棉布锁起来了,但银器一定要死死盯紧,因为一旦某件银器在屋里轮流使用,肯定会在某个漆黑的晚上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门外。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开始时假装不知道,然后最后时刻来个突然袭击。记住,这些仆人都是一些不开化的家伙,刚从树上下来没多久。和小孩子一样,他们经常和你耍些小花招,但是你要让他们明白你是主人。
几个钟头之后,孩子们安静地睡着了。我说我要去找我丈夫,身边所有人瞠目结舌。女人进入旋转门后面那个属于男人领地的酒吧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通常,女人们要一直等到他们的男人喝够了之后自己出来,即使这样似乎也要等上一百年。他们虽然有点站立不稳,但仍然准备开车回茶园。我们过河之后,上了留在对岸的车,最后抱着睡梦中的孩子们上楼,将他们放在床上。之后,我靠在门廊的栏杆上,俯视整个院子。
负责给我们看家护院的那个老人(守夜人)穿着破衬衫,手持一根棍子,赤着脚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抹布?他在帮我们防什么?老虎?强盗?我知道,我们一睡下,他马上就会躺下,枕着头巾,一觉睡到第二天。在他呼呼大睡的头部上方,马蜂在蜂巢里小睡,蛇盘曲在干燥的角落里,无数只蛾子翕动着银色的翅膀。温暖的夜晚万籁有声,青蛙的鸣叫、远处胡狼的吠叫和被击鼓声不时打断的昆虫的低吟浅唱。天地间是萤火虫的微弱光亮、满天星星,夜间开花的攀缘植物和百合花飘溢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我吸了一口清香的空气,想着这是我在阿萨姆邦的最后一段炎热天气了。明年,我们获准回家,马克将换一个工作。我们在印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再也不用和孩子们分开了,再也不用和那些无聊的女人坐俱乐部里一起等男人来接了,再也不用看着男人喝完酒后衬衫黏在发红的肚皮上、裤前的扣子敞着的样子了。我满心欢喜地睡觉去了,完全不知道我实际上要在茶叶行业里待上二十年。直到1966年,我才躺在担架上,离开了这个美丽的,既充满活力,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神奇国度。
直到十年前,我才真正开始在这个国家四处走动。我自己教孩子们读书,一直教到大女儿十岁大的时候。从1955年,我开始一个人待在阿萨姆邦。离退休还有十年,我坐在门廊里,向日记倾诉我接下来的安排。马克在那加丘陵边缘一个非常漂亮的茶园担任经理。在过去动荡的日子里(我对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加人洗劫过那个茶园。不过现在,他们的外出范围仅限于我们买珠子项链和照相的那个集市。我们在附近河里钓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将捕鱼笼子放进水里;随后,他们就会赤裸着湿漉漉的身子加入到围着篝火的我们当中来。在部队的时候,马克很喜欢那加人。虽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当我们请他们一起享用我们带去的茶水、香肠的时候,大家笑声不断。
语言问题,这是我的弱项,一直是我发愁的事情。干活的那些人操的方言五花八门,让我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我想学阿萨姆邦的语言,将来好在周围的村寨里走动,了解这个我生活了那么久却一直知之甚少的国家。我还想看看,自己能否给这里的医院或学校帮什么忙。我当时对1952年《种植园法案》(Plantation Act)中有关住房、健康和教育的规定一无所知。马克带我看了他建造的日间托儿所(crèche)。那是一个由四面水泥墙围成的露天空间,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把孩子送到那里,所以现在兼作围场,专门收留周边村寨走失的供失主认领的牛。
在我列出的准备要做的很多事情中,很靠后的一件事是去看看那些成排的棚屋。我牵着狗,从那些棚屋旁边走过。那些棚屋简陋肮脏,共用一个公共水龙头,难怪那些仆人患有疥疮,经常感冒。我这么想着,有阴影的心中略微升起稍许怜悯。在喝退追撵鸭子的狗时,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装饰我家新建的空调屋。偶尔,我也会想,他们每天在我那里看到安装着水龙头、电灯、风扇的大房子,而他们的家却是没有电灯的促狭斗室,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不过,有什么办法,殖民地就是这样。
我能找到的阿萨姆邦语学习教材只有天主教会印的几本书。这几本书中有一半左右的文字上下颠倒,不过马克给我从当地找了一个老师。这个人在当地的学校里当教员,每周来给我上两次课。他坐在门廊里,两个膝盖由于紧张而不由自主地碰在一起。我给他用阿萨姆邦语讲了几个简单的类似灰姑娘这样的故事,但他因为客气和害怕,不敢纠正我的错误,所以我进步很慢。他不让我付他报酬,反而给我带来了15磅重的鱼,好像是我在帮他的忙。马克说,也许他是想从茶园找个营生。
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是不是想贿赂我呢?希望不是。这是我第一次造访村寨。先前,我们都是开着汽车一阵风似地从那些村寨旁驶过,后面扬起一路尘土,但是这一回不一样。这是一个棕榈浓荫覆盖下的村寨。这位老师的房子前后爬满了南瓜藤和牵牛花。整个村寨一尘不染,是沙沙作响的绿叶遮盖下的一个阴凉的小天地。村寨中央有一个池塘,池塘水面上漂浮着睡莲,几只鸭子在游动。池塘边有孩子在玩耍,女人们则在一旁望着他们,裸着金色的手臂,臂弯里抱着水罐。在椰子叶和香蕉树那边,水稻的嫩穗倒映在灌满了水的田地里。鸡鸣声响起,耳边传来有人唱歌的声音和斧头砍在木头上的“砰砰”声。
由于身份的关系,我一个人吃饭,那位老师的妻子脸蒙纱丽在一边侍候我进餐。一个老妪端着一个盘子来到门口,得到了一把米后转身离去了。后来,老师告诉我,整个村寨都有义务照顾老人和病人。他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在努力偿还老师的爷爷欠下的一笔债的利息。但是他的妻子分明戴着银手镯和银耳环,他还有一片稻田和两头阉牛。他说,如果他能当上学校的副校长,他就心满意足了。
开车回家后,在从车里抓出一袋番石榴的时候,我心里乐开了花。之前的误解从此开始消除。阿萨姆人不是那些种植园主说的“没有脊梁骨的蠢蛋”。和住在成排棚屋里的那些劳工相比,他们的居住条件已经算是奢华了。我可以想象我退休后生活在棕榈叶阴凉下,南瓜、香蕉、椰子、番石榴掉落在我门口的情景。马克原以为我的那个下午要浪费在甜得发腻的茶水、拘谨无聊的谈话里,看到我回来时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大感意外。
我之所以兴高采烈,是因为我找到了远离俱乐部那些人、咖啡募捐会、周末马球会(Polo Sprees)的好去处,那些谈话仍旧围绕着打水工打转。生活在阿萨姆邦的那几年,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想要远离这种生活的女人。我被看作一个怪人,马克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大多数时间里,我是不在乎的,但有时候,自怜会像汗水一样从毛孔里渗出来,让人不舒服。
造访了那个村寨之后,我接着联系了一个姓“巴拉里”(Bharali)的中产印度家庭。此前,我写信给一位学者(现在我可以读懂他写的书),向他打听是否认识一个我可以拜访甚至短期寄住的当地人家庭。他向我介绍了巴拉里一家。巴拉里家的大女儿阿妮玛(Anima)当时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戴着一副眼镜,样子很文静的姑娘。她似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大事。她的妹妹比她漂亮,已经嫁人,但是丈夫在去伦敦深造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希望我能帮她找到他。我再去伦敦时,确实找到了他,但是他怎么也不愿意回到她身边。
巴拉里家的房子四四方方,坚固结实。我们坐在门廊上喝着甜甜的柠檬水,谈论着接下来要一起做的事情。他们早就打算一起出去游玩。我们想等到雨停了,河水回落之后,一起去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一个圣岛上看看。那里每年都要演戏,祭拜克利须那神(Lord Krishna)。岛上住的都是和尚。阿妮玛的母亲想求其中的一个高僧保佑她。阿妮玛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听着这些老套而荒谬的东西只是笑,不过,她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
马克认为整个安排是“瞎胡闹”,但还是帮忙找了轿车和司机,载我们到河边。我们接上阿妮玛、她的母亲和一个想要和我们一起去的姨妈,她们带了一个大箱子、几大包东西、一个装着两只鸡的篮子。阿妮玛的妈妈还带了一小铁罐食用油脂,她说要将它涂抹在她崇拜的那位高僧神圣的脚上。那些油脂已经开始溶化,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我们打算在河岸上的一家客栈过夜。我们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床单颜色发灰,皱皱巴巴,看上去已经用了很久了。阿妮玛和我坐在两张床上。两个老太太出去把带来的那两只鸡杀了,准备做咖喱鸡。阿妮玛给我讲了有关克利须那神的传说。我对印度教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个教崇拜多神,有一些把红色液体喷得到处都是的混乱仪式。阿妮玛信奉印度教纯粹的一神教形式,克利须那神相当于基督教中的耶稣,岛上的和尚也持这种看法。她母亲想要见的那个和尚是位公认的得道高僧。
在老太太们的呼噜声里度过了一夜后,醒来的时候我兴奋异常。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圣岛上肯定有一片片神圣庄严的小树林,一些身穿金色衣服,口中念念有词的僧人从树林中飘然而过。在我们费力地朝着山顶上那位得道高僧走去时,肯定将会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神秘感弥漫在四周。我心中的基督信仰到时候必会消退殆尽。我要接受其他神只的保佑,哪怕只有一天。
我们开车到河畔,等候登船。半数的阿萨姆人,以及他们的牲口、自行车都等在河边了。在我们争先恐后往船上挤,一直推推搡搡挤到甲板的护栏处的过程中,我早已把新闻中经常报道的很多乘客因为这样渡河而被淹死的事情抛到脑后。轮船刚一离岸,阿妮玛的姨妈就说她要呕吐,话一出口就吐得我的鞋上到处都是。我的脚卡在一辆自行车和一只山羊的屁股之间没法挪动。要是把这场面说给马克听,不知道他会怎么笑我呢。他肯定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种话。
阿妮玛母亲住在岛上的一个侄子要来接我们。他有一辆出租车。他是这一带为数不多的不信神的人之一。阿妮玛的母亲告诉我说,他因为长得黑,所以很难讨到媳妇。另外,因为酒瘾很重,所以他也不太适合开出租车,不过好在岛上的车辆很少。下了船,人群散尽后,他出现了,略带醉意。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以及那罐标着“Cocogem”的食用油上了他的出租车。
我们的车沿着岛上高低不平的崎岖公路往前开。一路上,阿妮玛母亲的那个侄子不时地回过头来跟我说,他是一个诗人,是多么崇拜华兹华斯(Wordsworth)。你不觉得刚才经过的那些小房子会让人想起这位游吟诗人卑微的茅舍吗?那里就缺水仙花了,不是吗?他希望在我的帮助下,有朝一日能够探访这位伟人的故里,看看那里的水仙花。
但是,我们在路上白费了好一阵力气,根本没看到那位高僧的影儿。轿车在满是车辙印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后停在了一座寺庙前,但这个寺庙并不是我们要前往的寺庙。“Cocogem”油脂从罐子中流了出来,滴了一路。这个岛就和阿萨姆邦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随处可见香蕉树、到处闲逛的牛、成片的房子。公鸡在房前屋后啼叫,妇女们在场院上扬谷。炎热、尘土、杂乱,让人感觉不到神圣,只能感觉到烦躁。老天啊,为什么没有人事先买张地图呢?我闭上双眼,“马虎”二字立刻在我的眼前打转。
听见阿妮玛大声说“我们到了”,我睁开眼睛。前面是一个小丘,有台阶通到一个庭园。两三只脏兮兮的鹿和一只正在换羽的孔雀立在庭园的树下。我们来到一个铁皮顶棚的房子前,那里的几个小和尚帮我们脱下鞋,让我们坐在前厅里等着大师。大师每次只见两个人。小和尚给我们端来了几杯浑浊的水请我们饮用。我紧闭双唇抿了抿,疑心那位高僧在那里面洗过他那双“圣脚”。我的裤子被黏在木椅子上,肚子咕咕直叫。
阿妮玛和姨妈最先被叫到,接着我和她母亲被领到里面。一个体型硕大的男子坐在台上。蜡烛和鲜花摆放在各处。在我给他磕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束花来,那样才有礼貌,希望他不介意我的这个疏忽。我一直低头注视着巴拉里太太将已经溶化的那罐油脂全部抹在那双“圣脚”上。大师低语着什么,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她的头,之后,她立起身,倒退着离开屋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一只手放在我前倾的头上,然后移动到汗津津的前额,又滑进一路上落了很多尘土的头皮里,有种奇妙的感觉直接进入我的头颅,在我的体内游走,我顿时感到一种舒爽和力量充盈全身,像是阳光倾泻入黑暗的屋子,大雨落在干涸的土地上。我的心灵之窗仿佛豁然洞开,世间的一切美好被轻风拂入内心,我醍醐灌顶般地领略到了快乐的真谛。
他的手离开我时,那种愉悦仍在。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词。他英文的欠缺就像一块石头挡在那里,但是智慧可以绕过和漫过它而流淌。距离没有关系,不管相隔多远,他永远守候在那里,双手随时准备赐福我。他是否知道——我认为他知道——不知道多少绝望的时刻,我真想穿过那条大河,手脚并用爬上门前那土坡,让这颗痛苦的头颅匍匐在他的圣足之下?
第二天回到家里后,我将那条船、阿妮玛母亲的侄子,以及演了一晚上的戏剧都讲给马克听。我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永远保佑我的那位陌生人的褐色的手。现在回想起来,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次登上那个岛,虽然我多次幻想那样做,但也许是担心奇迹不会再次降临。
阿妮玛给我找了几本历史书让我读,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关于阿洪(Ahom)王朝国王的事情。阿洪国王的坟墓就在我们茶园的位置上。他们被埋在巨大的土堆里,陪葬的黄金和象牙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其中的一个大土堆上有一座寺庙,但现在这座寺庙已经湮没在丛林中。我要把那片丛林清理出来,让寺庙的遗迹重见天日。每天早上,我带上干粮、铁锹出发,去把那些粉色砖瓦上的树枝和泥土刮掉。当我躺在地上休息时,两只秃鹫在我上方盘旋,希望我死掉。我揉了揉又红又肿的双手。虽然进展缓慢,但一想到政府资助的考察发掘队伍很快就要开进来,我就会高兴起来。
当时在动手之前我是不是征得了谁的许可?我记得没有。我有没有想到会冒犯某些迷信的人?不,我根本没想这些。每个周末,我的劳动成果就会毁于一旦,我垒砌的墙就会被人推倒。马克说,是一些学生和一些无法无天欠揍的小混混干的。他对我的失望很恼火,但看到我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颜色,并且因为整天暴露在寒冽的空气中而出现了一片玫瑰红,又心疼不已。我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报社后,挖掘工作从此放弃。我很想念那两只一直盘旋在我头顶的满腹狐疑的秃鹫。
医院是我的下一个目标。这一带的茶园主对他们在当地建立的几家医院一直颇为自豪。因此,当我在一家医院里看到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病房,而且病房里的铁床紧紧地挨在一起时,感到非常惊讶。后面的一个病房是专门为病情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此外还有一个狭小的药房。病房里的女人们怀抱婴儿坐在床上。病房里没有桌椅,病人家属带来的吃的都放在地上。一大群苍蝇在屋里或飞或爬,年轻的母亲们挥动着瘦弱的胳膊,轰赶在婴儿头部上方飞舞的苍蝇。
先前在孟加拉地区学过医,对患者们的语言一句也不懂的巴布医生告诉我,贫血问题很严重。根本原因是孩子太多。他给我看了显微镜载片上的几个血液样本。载片上的红色很浅,其中一个几乎是黄色的。患者住院期间,他可以给他们打针,但若他们出院回家或工作,病情就会恶化。现在有了DDT,至少不再得疟疾。在后面的那个单人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躺在床上,床是这间病房里唯YI的家具。巴布医生说,她的结核病发展得太厉害了,已经没法救治了。她家里人口很多,没有地方,她待在这里会好一些,尽管我们没法为她做点什么。她需要新鲜的牛奶,但很难弄到。医生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妮莉玛,但我叫她名字的时候,她只是瞅那堵空白的墙。
马克答应给这家医院装防苍蝇的纱门,至于其他工作——计划生育、家具、色彩明亮的油漆、给小患者的玩具——我还得向P医生求助。他是管理所有这些公司医院的欧洲人,两个星期过来一次。他性格很好,是我的朋友。虽然他一句乌尔都语也不会说,不过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的工作是确保各个医院都备有必备药品,而且记录完整。
他说,公司对计划生育工作并不上心,人越多越好——这是压低工资的一个好办法。法律要求必须建立工会之后,很多刁滑的浑蛋到处宣传劳工权利,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有数量庞大的迫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是,管理层允许我适当宣传计划生育,只要我不要求公司出钱发放那些橡胶做的小玩意儿。
我的其他打算是,把这家医院变成一个明亮的,悬挂有图片、窗帘的赏心悦目的地方。很遗憾,没有人能做到,甚至,说实话,没有人能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马克要给病房墙上刷几桶油漆的话,那我倒是同意,可是想想看,那些病人会注意吗?看看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心想,如果他们家里有自来水和下水设施的话,就能节省很多昂贵药物上的开销。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决定把精力放在计划生育上,于是向德里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等待回复的同时,我每天往医院跑。一个傻里傻气的女孩生孩子后没有奶水。有人给了她一个奶瓶,但是她弄不清楚该把奶瓶的哪头放在孩子的嘴里。我坐下来帮助她。我知道,她一出院这孩子准得死,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做母亲,也没有奶水。我想起了用自己家奶牛的奶养的那几只小长臂猿,决心帮助她让这个孩子活下来。马克说,算了吧,你不能一天往那几排棚屋那儿跑五趟。这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若从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我必须将家里奶牛产出的绝大部分牛奶都送到这家医院。
我每天早晨都要和那位结核病小患者待上一段时间。我把纸张、粉笔、书籍和要穿的珠子带过去。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穿着全套衣服的漂亮的木头娃娃,我把它送给了妮莉玛,她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笑容。她整天把娃娃抱在怀里,看上去不那么瘦弱了,发烧也好像没那么严重了。两个礼拜之后,她的病床上没有了人。死了?不,她的家人把她带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那些书和那个木娃娃。巴布医生拦不住他们。几个礼拜之后,他难过地把她的死讯告诉了我。我哭了起来,他说:“不用难过,她的病没药可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她的家人把她带回家是因为那个娃娃和那些蜡笔。也许,虽然我没有杀死她,却加速了她的死亡。
从德里来的信让我振奋起来。信上说,达斯小姐几个礼拜后要来阿萨姆邦,她很愿意向这里的劳工宣传计划生育问题。达斯小姐会带来全套的避孕材料,将免费发放给大家。信里还问我是否愿意让她晚上在我家借宿一晚。
不巧,从西里西亚来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詹姆斯神父(Father James)也希望同一天晚上在我家借宿,这时候,马克感觉到了里面的不方便。我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达斯小姐会那样热情:在进门后的十分钟内,她就把带来的各种长的、圆的橡胶玩意摆在茶几上一一展示给我们看。达斯小姐向我们打听劳工们的性习惯时,风趣幽默的詹姆斯神父向我眨了眨眼。马克郑重地说,这些劳工的社会等级各不相同,所以性习惯也不一样。詹姆斯神父说,鉴于我们都是无知的众生,所以这事应该交给上帝去管。听到这话,达斯小姐无奈地举起带着手镯的双手,列举了一大串数字,说明印度如何到了人口爆炸的时代,甚至在说话的这一分钟里就有五十万个婴儿被酝酿出来。
“依我看,这阵子,女人们应该在忙不迭地张罗晚饭才对。”詹姆斯神父一边说,一边看了看表。听了这话,达斯小姐哈哈大笑起来。她和他,一个是老处女,一个是皈依宗教坚持独身的男子,对这种事情知之不多。她承认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她带来了一份调查问卷,请马克和茶园的行政人员明天中午她离开之前填好。马克后来看了看那些调查内容,疑心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性交”一词,虽然这份调查问卷的每一行都有这个词。我觉得达斯小姐很了不起,有胆量;一个印度单身女子带着避孕套到处走对于大家是一种激励。马克说:“可别激励你,要是人们知道我老婆满世界推销子宫帽,我会丢饭碗的。”
虽然马克对她的话不以为然,但第二天早晨他还是召集茶园行政人员开了一个露天会议。会场动用了金盏花和扩音器。会议只许女性参加,达斯小姐和我都准备发言。扩音器前面放了一个很大的展示台,上面摆着她带来的各种避孕用品。我先发言,我告诉她们因为我只有三个孩子,所以我能够住上大房子,还有轿车可以开。这之间的关系是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相信。我疑心我说的话被翻译得走了样,不过更合乎逻辑。达斯小姐介绍了怎样使用她带来的这些橡胶产品,她举起一张画着阴茎和睾丸的大幅宣传画,告诉大家男性可以做什么样的手术。整个会议过程中,人们一脸严肃,没有人说一句话。会议结束后,女人们拖着脚走过,每人领取一包避孕用品。马克说,第二天,空中到处嗖嗖飞的是小小的“橡胶飞艇”。
我心底稍感乐观。可是,最后做结扎手术的女性屈指可数,只有我家的厨子为了讨好我做了输卵管切除。为什么结果这么不理想,我归咎于人们的无知。一些一个大字不识,从来没有看过报纸,家里也没有收音机的人怎么会对她们的生理周期有任何了解呢?怎么会知道控制生育数量和生育、避孕时间的复杂性?所以,教育是最首要的事情。休假回来之后,我要把精力放到教育上来。
1962年,我的计划因中印之间的战争而被打乱。我和其他女性慌忙逃往加尔各答躲避了几个礼拜。我当时很害怕,但是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逃离”,心中总有一种耻辱感。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些劳工或阿萨姆邦的老百姓会出什么事。他们没有大力神运输机带他们转移。不少茶园经理在离开之前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当地头人(Head Mohurer)。在他们不在的那段日子里,茶园运转正常,保险柜也没有被洗劫。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的从教任务。法律规定,茶园应该开设小学,学生毕业后由政府负责让孩子上到十年级,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大学。茶园有一千多个孩子,但小学的面积只有我们客厅那么大。孩子们拿着写字用的石板坐在地上朗诵课文。前来上学的孩子不多。虽然雇用年龄不到十二岁的孩子是非法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查问他们的出生证,而且即使在家里,他们要做的活儿也很多——照顾弟弟妹妹、给牲口喂草、打水。不管他们上不上学,父母亲都看不到他们在茶园之外的世界有什么未来。我可以自己花钱买橡皮泥和课本,但他们就是不肯来上学。
中学的情况好一些。中学有好几间教室和一个新扩建的房间用作手工教室。校长承认这间手工教室从来没有用过,但它的存在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让老师们能拿到高一些的工资。虽然如此,学校仍没有聘用手工老师和购买相关材料的资金。但这正好是我一展身手的机会。我请求义务给他们当手工老师,同时兼任英语教师。校长对我倍加感谢,并在我到来的那天用热情的发言和一个可以套在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欢迎我。铁皮屋顶的教室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花环黏在我的脖子上。
手工教室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桌子。我在上面放了一大团黏土和一些粉末状颜料。上课之后,我立刻拿起半打香蕉让大家传看。我给大约十二岁的四年级学生分发了一些黏土,要求他们用它捏点东西出来。结果,每个人都捏出了一只香蕉。第二天,孩子们将捏出的几十只香蕉摆在了桌子上。校长仔细看了看那堆酷似阴茎的东西,高度赞扬课外活动是多么有用。他问孩子们下一次想做什么。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弓和箭。做弓和箭需要大量的竹子,还需要提供锋利的刀具,我们认为这不实际。于是,我找人去弄酒椰叶纤维和颜料。这段时间里,我让孩子绕毛线球,这一回,作品数量减少了很多。
英文课就好多了。我教五年级语法,教十年级《麦克白》和《培根随笔》。这些孩子都是周围村寨和茶园行政人员子弟,没有棚屋区的孩子。女孩子油亮的发辫上扎着粉色饰带,显得很漂亮。一些男孩子嘴唇上已经长起了浓密的小胡子,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他们都聪明、好学,喜欢我在语法课上教他们的游戏。讲授《麦克白》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怎样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被风霜毁坏的荒原或故事里任何一个精彩演讲?我改掉了他们照抄班上最聪明孩子文章的习惯,否则每次交上来的12篇文章都一模一样。我让他们写“我的周日”或“我的爷爷”,让他们描写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些日子是我在阿萨姆邦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我的热心,我被邀请出席学校的颁奖演讲日。这是难挨的一天——坐在闷热的帐篷里,听一群掉光了牙齿的老头子对着话筒讲授一些基本不靠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拿到的奖品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书。会上还通过了很多决议。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水,不住地嚼着茴芹籽,时间就这么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
间或有重要来宾露面,其中一个是教育部长,这人风度翩翩。他告诉我他很想开展童子军活动,对我们不愿意组织这些活动很是失望。他听说我从小不喜欢参加童子军,一直没学会仅用一根火柴把火点着之后,很是不理解。会议结束之后,他的交通工具没有出现,我们坐在路旁的靠背椅上等接我的车。这位部长自嘲地说:“总而言之,我是进退两难。”接下来,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博士论文,希望能够去英国做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夕阳西坠,一大群嘎嘎叫的鹦鹉如同一道彩虹飞回山林,而我则进行了一次茶园主从来不会展开的交流。
一天,马克带回家一封信。信上的内容让我们忍俊不禁。这是一封措辞时髦的“情书”,信纸四边装饰着蓝色的眼泪图案。信中信誓旦旦地说要爱对方到海枯石烂,不过无伤大雅,没有任何性爱暗示。但是,马克说这封信在老师们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收信人是头人的女儿,而写信的人是班上一个一百万年也不可能牵到那女孩手的男生——他来自一个家徒四壁、穷得出了名的家庭。
另外,这个男孩子此前与这个女孩子约会过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三把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人们猜测他动机不佳。所有老师轮番审问数天之后,终于真相大白。他说,他之所以带三把伞是因为该死的雨下得太大。马克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头人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他要求学校开除那个孩子,以免他带坏其他女孩子。
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正在读十年级。那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的作文经常被班上其他孩子照抄,再有不久他就可以参加毕业考试升入大学了。我请求学校宽恕这个孩子,否则他的前途就毁掉了。这个处罚远远超过了这一罪过应承担的责任。再说,这算得上哪门子罪过啊?我原以为,作为经理的太太,我的意见应该比头人的意见更有分量,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挫败感和内心真切的痛苦,我再也没去那个学校上课。幸好,我们很快就要外出度假了,这可以让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我们结束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次度假回到印度,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对它的评价尺度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我看到的是生活在肮脏棚屋里的劳工,罹患贫血症的众多女性,以及大量的失学儿童。我看到医院只不过是多张病床的代名词,里面没有护士,不提供让病人恢复身体的饮食,两周才看望一次病人的医生甚至不去询问病人的感觉如何。唯YI的学校充其量是四堵墙和一个顶棚,且没有任何学校的标志,没有任何教具。我冲着马克大喊大叫:公司不是很赚钱吗,为什么不再投资?一点也不舍得再投资?我哭叫起来,为什么连一个足球场,甚至一辆接人们去最近的城镇去看一看的大巴车也不愿意投资?他认同我说的一切,但他说是制度使然。他听命于公司,而公司听命于印度茶业协会(The Indian Tea Association,ITA)。在这个时候,公司正在激烈讨论有关建造新棚屋的政策,但可能并不会执行。
我仍旧感到教育是关键。无知让人们一筹莫展,看不到未来。我梦想建立一个由海外志愿服务项目人员执教,不分阶层和背景向所有子弟开放的现代学校。我要等董事会主席冬季出差来这里的时候,找他谈这事。马克用不屑的语气模仿董事会主席的口气说:“公司不是慈善企业,亲爱的女士。”“等轮到你做决定的时候再说吧,亲爱的。”“我们要交那么多的税,现在应该考虑怎样勒紧裤腰带,而不是花大笔钱去建学校用房。”
马克的话不幸言中:董事会主席说,哎呀,时代不同了,做慈善根本没戏,公司根本没有钱,亲爱的女士。我差一点就要问他:他和他那尊贵的太太每年冬天坐着头等舱游山玩水,香港和槟榔屿想去就去,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郑重地说,茶叶行业在阿萨姆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东西来永久地纪念这段历史。建一个漂亮的学校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空白。他身体向前倾了倾,拍了拍我的膝盖,建议我那聪明的脑袋多琢磨一些其他主妇琢磨的事情。他的太太贡献了一些插画作品和挂毯。在给他们的杯子里续杜松子酒时,马克向我眨了眨眼。
我去找阿妮玛帮忙。我们在她家的花园里安排了一个会议,邀请了我们能想到的当地所有最有钱的人——主要是马瓦里人(Marwaris),据说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都有大笔存款。很多人发言,都对这样一个好项目赞不绝口。会上一致通过了很多决议,选定了学校的位置,起好了学校的名字(就采用最有钱的马瓦里人的名字),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到此为止,没有了任何下文。马克说这再正常不过,我朝他啐了一口。我落空的各种计划让我们的婚姻一次次受到打击。
接下来,阿妮玛和我走访各个村寨,为我要写的书收集有关民间传说。在不忙的时候,我抽空观看马球,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同时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到后来,我终于受不了了。一天,我坐在门廊处,一阵恐惧让我不寒而栗。身边攀爬缠绕的草木毒性很大,危险重重。上面到处是毒,我不停地洗手,好让它们远离我。除了恐惧还有疼痛,有人拿来药片,把我送到医院。在疼痛和恐惧稍微缓和的空当儿,我透过窗户看看外面漂亮的花园。外面,松鸦像一把把蓝色扇子一样躺在草坪上,向着太阳伸展开翅膀。白鹭每天下午茶时间飞过来,在草地上给人们表演芭蕾。黄鹂鸟从专门为它们准备的碗里饮水。蜂鸟在兰花丛前拍打翅膀。茶园行政人员得知我要在马克之前被送回国,为我安排了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在阿萨姆邦的生活就以这种丢面子的方式结束了。
四年后,阿萨姆邦的这家公司处理掉大部分房产,将茶园卖给马瓦里人后,所有欧洲经理人都走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里有一段好日子的回忆。对于他们的太太来说也是如此。她们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对学校、医院、棚屋区漠不关心,一如现在的我这般“理性”。她们不会因为没有把事情做好而寝食难安,她们享受温暖的气候、仆人的悉心伺候、网球、奢华的大房子,她们的丈夫满意于她们的满足。
接手茶园的印度经理人继续着那种被现代作家称为“豪奢的殖民者的生活方式”。这些印度经理人无一例外都是当年的公立学校,如杜恩学校(Doon School),教育出来的“产品”。他们的脑袋里充斥着我当年有关印度的各种误解。他们看的是那些陈旧的地图,学习的帝国历史完全出自那些退休的殖民官员之手。虽然总的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大多数欧洲茶园主,但是和欧洲茶园主一样,他们接受的也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教育。
不过,在2002年11月,当我造访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些塔塔茶园时,我发现情况比我上面描述的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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